4月10日，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举行揭牌仪式。这如同一针兴奋剂，让正在艰难爬坡过坎的沈阳人民兴奋不已，大家都期待着它能成为东北再次振兴的一个引擎。沈阳这次也是痛定思痛，不仅对标先进，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清单，更是喊出了“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的口号。沈阳自贸区要到今年底形成一批具有沈阳特色的可复制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这或许可以解读为，沈阳要从“邯郸学步”转身为“敢为人先”。从此而论，沈阳的明天，值得期待。

其实，这并非是沈阳的先例。早在清末民国时期，沈阳就曾经有过一次大胆实践，其手笔之宏大、理念之超前、成效之显著，史上罕见。正是那次自贸改革，让落后贫瘠的沈阳一跃成为世界性的都会城市，并且让沈阳老大哥的地位引领风骚近百年。而当年的经验，至今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话说鸦片战争让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并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直到60年后的日俄战争时期，东北还处在一种迷迷糊糊的沉睡状态。等到日本占领了中东铁路南满支线，并开始在沈阳火车站周边建设铁路附属地时，沈阳才恍然醒悟。

为了防止沈阳重蹈关内城市沦为外国殖民地的覆辙，赵尔巽、徐世昌、锡良等东北地方官员，经清朝政府允许，奋图革新，主动开放，在很快的时间内，就神奇地把沈阳建成了远东一个著名的“万都之会”。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奉天自主开埠。

日俄战争后，沈阳经济还仅仅是囿限于以中街为主的盛京方城之内。与以沈阳站为中心的日本铁路附属地，遥相对望，互不联系。而两地之间的大片区域还是一片沉睡的荒地。从图中看，当时的沈阳基本是一个“哑铃”型城市布局。

晚清新政时，东北总督府就把这儿划成了商埠区，并且按照开发的先后顺序，由北向南划了四片，先开发北区（当时以现在北市场为中心的地区称为“北正界”），依然后南，直到小河沿。分别称为“正界”（北市场至南市场之间）、“副界”（南市场区域）、“预备界”（小河沿区域）。

以我为主 但与外方始终保持紧密沟通

奉天开埠最初是由《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日续定通商行船条约》和《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而来，美日两国要求奉天和丹东开埠。虽然丹东在压力之下仓促开埠，但沈阳一直很有骨气，只要中方没有规划好，就不会开放。包括讨论划定哪儿为商埠区，中国就与美日进行了多次拉锯战，但我们始终坚持，奉天属于中国自行开埠，埠界无需与外国会商，也不必听命于某个外国。

虽然交涉困难重重，但赵尔巽仍然坚持住了原则。几经周折之后，赵尔巽于1906年6月宣布：“划定地段在省城西郭（西关边门）外，东至边墙，西至南满铁道附属地及铁道（今老道口附近），南至大道（即今市府大路），北至皇寺大道（今皇寺路路南），面积约计二十一万方里三分之一，四界各以标椿为记，作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

中国对商埠拥有绝对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埠内的章程规则和所有事业，都由中国自主设定和办理。治安案件也由中国官员裁判。商埠内“该交纳之捐税，华洋各商一体遵照。”

图中绿色部分就是奉天商埠区，白色部分则是日本侵占的满铁附属地

其实，东北官员们很聪明，他们虽然在利权上毫不相让，但始终与外国人保持着紧密协商，以尽量求得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也正是这种紧密协商，无形中为奉天开埠和此后外商的大举进入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宣传。

只有规划 没有立项

如今的沈阳自贸试验区出台了一项政策，叫“项目审批以规划代立项”，这算是沈阳进行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大进步。而早在百年前的奉天开埠时期，这个政策就已经实行了。

一百多年前，沈阳除了对开埠地区进行规划外，就不存在立项审批一说。甚至在土地招商方面，用的都是“拍租”办法，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一律竞标租地，拿完地后，至于做什么搞什么，由商家自行说了算。

然而，当时的政府还是很高明的，适时利用一些合理的政策进行引导。政府表面上不干预市场，但从争取民族利权的角度出发，还是变着法儿的，把土地更多的卖给了中国人。民族大义为先，这是无可厚非的。

比如，最早开放的北市场片区。政府设计的，多是一亩左右的小型地块，适合规模较小的中国商民经营和居住。因此，大部分被中国传统的中小商贩购买所得，北市场也逐渐发展成了以茶社、饭馆、剧场、商铺、妓馆、烟馆为主业的近代娱乐业。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北市场还保留着这一业态的影子。

后随着开埠经验的不断积累，从北市场到南市场再到小河沿的地块越放越大，吸引着中外军政要人、富绅名流和资本大鳄们纷至踏来。各类洋式公馆、私邸、公司拔地而起。其中包括著名的香港汇丰银行奉天分行（今交通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奉天分行、中法银行、美国老晋隆洋行、大安烟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积德公司、满洲银行。还有张作霖家族的“三畲公司”。

后来，美国、日本、俄国、法国等各国领馆都纷纷迁入南正界，逐渐发展成为了外国领事馆区。这一格局至今仍在延续。

配套措施齐备有力

虽然商埠是自由开放的，中外商民可以随意购买和经营。但是政府还是有一些规定的。当然都是一些非常好的规定。比如说，为了打造高标准的、国际化的商埠区，政府规定，沿街建楼，高度不得低于三层楼，而且外墙要装饰成统一风格。通过这一政策的引导，商埠地的洋房别墅和商业栈房多是砖混结构、欧洲古典式和巴洛克式的风格建筑，不仅美观，而且坚固实用，极富异国情调和现代化色彩。对此，《奉天通志》就有以下记载：

“近者省会开辟商埠，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栉比鳞次，顿易旧观。”

此外，市政府在保障措施上也是下足了功夫。不论在公路交通、上下管道、街区卫生等硬设施方面，还是社会治安、税收政策等软环境方面。如，沈阳拥有当时算是世界先进的市内交通工具“马铁”，在现在的市府广场建有相当高级的奉天公园。税收政策也规定，凡是在沿海城市的海关已经交纳进口税的商品，一律不再重复收税。当时对外拍租的地价也特别便宜，每亩地的年租价格才40元，这还包括地丁税课在内。如果连续租五年，打八折，连续租十年的打六折。正是因为拥有比日本满铁附属地的价格优势，很多外商选择落户于此。

正是这些有力措施，奉天商埠区的招商引资，很轻松地就取得了骄人战绩。像德国的天利、华惠、西门子、东大、魏德、雷虎，英国的老晋隆、怡和、亚细亚、仁纪，美国的美孚、慎昌、俄国的秋林、奥地利的百禄、挪威的福康、捷克的斯克达、丹麦的文德等世界著名的洋行都纷至踏来。有史载：

“自西人至此，建造楼房，开设工厂、领事馆、商店、银行、洋行和车站等，十余年间情形大变，商埠内商肆云集，百货辐胄，列尾连云，渐臻繁盛。”

由此，在很短时间内，商埠区的经济规模就与中街（沈阳几百年的传统商业街）、太原街（日本满铁附属地的商业街）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当时的盛京城内

当时的满铁附属地（太原街）

当时的商埠地（汇丰银行附近）

上图现为北三经街与十一纬路交界处的交通银行周边

对沈阳的历史影响深远

沈阳商埠区的历史贡献，远远不止是一个新区的诞生和GDP的增长。随着外国资本和先进文化的涌入，古老的沈阳人开始接触到了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设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统的民族工业也从此开启了近代化的历程。到了1920年代时，近代化企业和产业就取代家庭手工作坊，成为了沈阳民族工业的主流。

正是基于这一成熟的时机背景，张作霖执政时期，便大胆地在沈阳城的东部（现大东区）、北部（现沈阳北站周边）相继建设了多个现代化的工业区。也诞生了奉天纺纱厂、东兴色染纺织公司、肇新窑业公司、惠临火柴公司等一大批有影响的近代化民族工业。他们建设的都是现代化厂房，引进的都是最先进的机器设备，甚至聘请国外的专业技师，奉天的地方工业体系由此建成，后来可以与外资工业平起平坐。而这些——不论在日殖统治时期，还是建国后——都是沈阳工业赖以称雄全国的重要基础。

1920年代，张作霖拆掉了象征着封建政治和军事防御功能的盛京城墙和钟鼓楼，并几经扩建，最终把几片产业园区连接成了一个大大的沈阳城。沈阳也以更加开放、大气的面貌展现于世。

然而，包括梁思成在内的一些历史学家，也因史迹的消亡而痛心不已。其实历史就是如此，总是在发展和保护之间，纠结着顾此失彼的无奈。

中街曾经的钟鼓楼

辽沈民经

秉持独立思考、人文情怀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致力于辽沈大地的历史挖掘、文化整理和经济观察，为东北振兴贡献力量。